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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發展,是人的智力遊戲在最抽象形態中的展開過程,是這種展開過程中人對自身的認識的不斷深化。

人類精神的第一座高峰乃古希臘哲學,是由神話和巫術轉向自然,由自然轉向宗教,由宗教轉向人本身。

當神話解釋不了人的問題時,當巫術在消災乞福中無法應驗時,人便轉而向自然提問;

對自然的提問所留下的疑團,使人又轉而乞求超自然的力量:上帝(神話的抽象);當上帝仍然無法拯救人類之時,人再次返回自然──人本身。

 

而人的全部精神創造,皆可以歸結為向人提問。

與神化到自然化再到人化的過程相伴而行的,是哲學方法論的變化。

與神秘的神話、巫術思維相適應的是直觀─想像的方法;與理智的抽象思維相適應的是邏輯演繹的方法;

與直觀經驗的理論化思維相適應的是歸納、假設、實驗的方法;與非直觀經驗的理論化思維相適應是邏輯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

而在哲學方法的不斷變化中,直覺的洞見和想像的頓悟滲透於全部演變過程。

 

神話是人類早期的藝術創造,更是人對神秘之物的解釋,是人類一切精神創造的最早源頭,

以至於遠古的神話至今仍然活在我們之中,仍然被一代代睿智的頭腦加以新的解釋

。尼採的哲學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皆把神話作為其理論的原型加以發揮。

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加繆,用“西西弗斯”這一古希臘神話來命名他最具原創性的著作,徒勞的推石上山乃是一種荒謬的激情,

這激情創造了西西弗斯這一荒謬的英雄──千百次地把巨石推向山頂,然後看著巨石再滾落下來。

如果人抗拒命運的動力僅僅來自成功,如果不是無數次徒勞的失敗顯示著生命的堅毅,

那麼所有抗爭都會因此而失去悲愴的意義且變得平淡無奇,生命也不會在抗衡宿命之中迸發出似神的光輝。

 

加繆說:“西西弗斯,這諸神中的無產者,這進行無效勞役而又進行反叛的無產者,

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悲慘境地:在他下山時,他想到的正是這悲慘的境地。

造成西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就造就了他的勝利。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

”最後,加繆以此作為全書的結尾:“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負。

而西西弗斯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且搬掉石頭。他也認為自己是幸福的。

……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也許,對於那些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來說,甚至對於那些經濟學中的“理性人”來說,

這種西西弗斯式荒謬是完全無用的激情,甚至就是在虛假幸福感中的自我迷失。

然而,當個人面對終極的宿命(如失望)之時,當人類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之時,生命的內在呼喊將超越功利計算,

以那種近於愚痴的執著,以那種在永恆的徒勞中仍不放棄的堅韌,鄙視機會主義的隨波逐流,拋棄理性人的斤斤計較,義無返顧地投身於悲愴的抗爭。

難道這不是人類抗拒虛無的最後依憑?難道這樣的荒謬不值得我們敬畏?無怪乎加繆把西西弗斯解釋為“英雄”。

只有淺薄的民族才會固守“成王敗寇”的價值,才會只崇拜世俗意義上成功的英雄,

而不祭奠失敗的抗爭者;才會陶醉於暫時的成功,而不正視那種永恆的失敗。

 

藝術思維需要想像力和直觀洞見,哲學與科學同樣需要。

邏輯演繹、經驗歸納、實驗證明都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而是證明真理的方法。

發現──無論是藝術的還是科學的──是以靈感的突發為核心的直觀洞見和想像穿透。

與邏輯相伴的是數學,與經驗相伴是物理學,那麼與直觀相伴的就是藝術和宗教

。這種關於知識的常識性分類,只能解釋偉大創造的證明過程和普及過程,而無法解釋偉大創造本身。

人類思維──無論在任何領域──其創造性的發源地都不是理智,而是直覺和想像。

而恰恰是這種創造之源具有難以窺視的神秘性。

所以,我們只能:或稱之為上帝的啟示,或稱之為瞬間的靈感,反正凡是偉大的發現無不與這種來自生命最深處的神秘領悟密切相關。

柏拉圖強調過靈魂在狂迷中的直觀洞見;聖﹒奧古斯丁強調過敬畏與謙卑之中的上帝啟示;

笛卡爾、斯賓諾莎都認為最高的認識能力是超經驗超邏輯的直覺;

康德,這位第一個對人的能力有著清醒的界限意識和做出了傑出論證的偉大哲人,也強調過超邏輯超經驗的理性直觀,

信仰和審美在理智之外,也在哲學之外;尼採、柏格森、海德格爾以及全部現代生命哲學,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直覺領悟的重要性。

即便研究一下那些著名科學家的個人歷史,他們的科學貢獻的關鍵時刻或轉折點無不與直覺靈感有關。

維特根斯坦說: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樣的,而是世界就是這樣的。因為,這樣的世界在理性的極限之外。

 

人的非理性是有動物性的一面,但也並非僅僅是動物式的本能,更有屬人的精神探險。

動物性的非理性瘋狂只局限於肉體的飢渴,而屬人的非理性則是對神秘之物的驚奇式追問。

人的非理性在高層次上是生命的充分開放,是決不屈從於不可知未來和神秘宿命的執著探險。

沒有這種開放狀態和執著的探險精神,人就不會有創造力,更不會欣賞悲劇之美,不會執著於信仰的虔誠。

理智的清明固然令人羨慕,它特別適用於日常生活中理性人的功利計算,適合於用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益。

但是生命如果沒有沉醉的時刻,沒有超越功利計算的、甚至不計功利後果的癲狂,難道不是過於呆板了嗎?難道與行屍走肉有什麼根本的差別嗎?

 

在理智的世俗生活中,學會獲得很容易,學會放棄很難。

歡樂也好,悲哀也罷,人的生命在精神層次的峰巔體驗,都伴有全身心的沉醉,都是以大拒絕大放棄為前提的。

在此意義上,人的生命之意義,始於音樂而終於音樂,求生於計算而立命於信仰。

人生就是一首充滿著豐富的暗示、隱喻而又永遠沒有確定意義的交響曲,是以謙卑情懷對神秘之物的傾聽,

是以愉悅之情對生命之美的觀賞,是以悲愴之思對必然宿命的挑戰,是以激情之思對神秘之物的虔誠,

需要靈感、直覺、想像、沉醉,也需要意志上的堅韌、敬畏和虔誠。

當宇宙在愛因斯坦的頭腦中化為一個最單純的等式時,當生命在貝多芬的手指下化為飄散在空氣中的音符時,

當世界的荒謬在卡夫卡筆下變成一座難以企及的城堡時,整個世界都為之困惑,也為之沉迷。

(10/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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